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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官难当(续七)
发表日期:2006/1/17 17:00:00 出处:原创 作者:良宇 发布人:lzxlns 已被访问 120

       第八章 农民上访杨书记心急  无计可施荣县长丢官

昨晚,就在人们沉沉入睡的时候,初冬的第一场雪,纷纷扬扬的下了一个夜晚,蒲柳县大地,成了一片白茫茫的世界。高山清晨起来,一阵刺骨的寒风钻进胸襟,他不禁打了个冷颤,后悔没有把羊绒大衣穿在身上。街道上,刚刚被出租车轧过的车辙印深深地烙在雪地上、破坏了美丽洁白的雪被。街道两旁的柳树、槐树都戴上了厚厚的雪帽。一夜之间所有的树丛都白胖起来,挂在枝条上的积雪,仿佛让树的枝干长满了浓重的雪的叶子。所有的草地、墙角以及不被人注意的地方都积满了厚厚的雪。所有房顶、建筑物都铺上了一层厚厚的雪的被子。雪,掩盖了一切。雪,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,一种亲切的感觉。这种感觉使人精神舒畅、心情开朗。高山没有打出租车,每当这个时候,出租车都要涨价,由三元涨到五元。但这不是主要原因。高山觉得踏在积雪上走路特别有一种情趣,他喜欢听踩在积雪上嘎吱嘎吱的声音。

每逢这个时候,县委、县政府大院的各部委办局都自动出来扫雪。院子里、马路上都是机关干部,大家有说有笑,仿佛这不是劳动,而是一种有趣的游戏。听人说,这场雪之所以这么大,是由于气象局的功劳,气象局在全县布设了六个增雪点,发射火箭炮进行人工增雪。根据县委杨书记的指示,必须抓住时机,不惜代价,进行人工增雪。这也是从农民利益出发,为农民办的好事、实事。雪能冻死士壤中的病菌、病毒,甚至能减少牲畜、禽类、人类的疾病,如减少感冒等。积雪能保墒,积雪熔化后为明年的开犁播种提供了良好的机遇。下雪了,但也意味着农民冬闲到了。冬闲干什么,又开始进城上访了。

农民上访也是有旺季、淡季的,农闲猫冬季节农民又开始成群结队的上访了,并没有因为上级派来了杨书记而减少。恰恰相反,农民上访却更加增多了。他们听说,新来的官同以前的官不一样,以前的官一听说农民上访,都赶紧躲起来,让信访局去应付。而这个新官,却亲自接待,态度和蔼,待人热情。这使得上访的群众又燃起了新的希望,别人谁也不找,他们就找杨书记,农民要求同杨书记直接对话。

连日来,农民上访的次数和人群不断增加,开小拖的,租面包车的,什么交通工具都用上了。少则近百人,多则近千人左右,不是一个村乡一批人,而是许多村乡,许多批人,汇在一起,互相看热闹,互相助威,互相传递信息。信访办公室被围的水泄不通,有一伙上访的群众想冲进县委大楼,直接找杨书记对话。大楼的屋檐下,遮雨的廊坊下,三五成群的全是人,水泥台阶上坐满了人。整个大院就象农村的交易市场一样,人头攒动,熙熙攘攘。上访的人群中,看不出情绪激动,也看不出忧愁悲戚。而是嘻嘻哈哈,取笑打闹,一片悠然自得的样子。仿佛不是在上访,而是来欣赏什么,或是来观看将要演出的节目。上访群众已不把信访办主任,办公室主任看成什么官了,因为群众觉得他们不能解决问题,不顶用。由于上访的次数不断增加,经验不断丰富,他们已看透了这些接待他们的官的虚弱和无能。因此就有些瞧不起眼了。

县委办公室吴主任站在廊坊下,正在向群众解释什么,但没有一个认真听的,大家你一句,我一句的同他辩论,声音高一句,低一句,并伴有一阵阵哄笑声。吴主任就象被人参观的猴子一样,任大家取笑、肆虐。有人拉开吴主任,非要冲进玻璃大门找杨书记。吴主任气急败坏地大声说:“你们再这样我就报警了,你们破坏公共秩序,干扰公务,我找公安局警察抓你们。”

话音刚落,立刻引起了一片更大的哄笑声,有的人竟笑咧咧地拍巴掌,龇牙咧嘴地说:“好啊,我们正愁没饭吃呢,给我们找个地方吃饭多好啊!”又有的人带头嗷嗷怪叫,随后便是震耳欲聋的、一片又片的乱叫、起哄,县委的大门口就乱成了一团粥了。

此时的杨书书,正在办公室里酝酿着更重要的决策。杨书记来的第一天,迎接他的是劈劈叭叭的鞭炮声,想不到现在迎接他的是上访群众的喧闹声。这让杨书记心里直笑,从上任到现在,他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几拨上访群众。杨书记的耳朵里已经灌得满满的了。对于群众的喧闹,他已习以为常、熟视无睹,群众提的这些问题,都是十年、二十年,甚至更长的时间积累下来的历史遗留问题。有些甚至是永远的,无法解开的扣。因此,杨书记需要时间,需要毅力,需要勇气,需要智慧。他暂时不见群众,是为了更深层次思考如何面对群众,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,这需要大智大勇,需要常人想象不到的魄力。

对于干部之间,特别是领导干部之间的帮派斗争,勾心斗角。老实说,杨书记并没有看在眼里,经过这些日子调查摸底,接触各类干部,杨书记感到绝大多数的干部素质是好的,是值得信赖的,这些干部兢兢业业地为党的事业发展贡献力量。只有极少数领导干部搞歪门邪道。杨书记懂得树倒猿猴散的道理,坚信自己的表率作用,能带好这支队伍。摆在杨书记面前的是两大任务,一是如何解决农民上访,把士地量化工作落实到人头上。二是如何破解蒲柳县的经济困境,以超常的思维实现跨越式发展。因此,对这两个难题,杨书记早就布置给了荣县长,让他调查研究,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。

现在,面临农民的上访,杨书记给荣县长挂了电话,荣县长愁眉苦脸地说:“我现在也出不去啊,我的办公室门外就是上访的群众,群众已经不顾门卫的阻拦,冲进了政府大楼,我的秘书正在做解释工作。”

杨书记生气地说:“咱坐在这个位置上,不是吃闲饭的。”说完,就挂了电话,荣县长一脸茫然,不知道杨书记是同群众发火,还是同自己发火。

下午荣县长主动给杨书记挂了电话,约定下午三点到书记室商量工作,荣县长这次做了充分准备。前些日子他就责成农经局,农业局等几个单位对农民上访,量化士地工作做了调查,详细听取了汇报。对于目前农村的矛盾,他认为自己已经分析透彻了,有了这些他就可以对付杨书记了。

下午三点,他推辞掉了一个同学的邀请,准时来到了杨书记的办公室。杨书记放下正在批阅的文件,给荣县长倒了一杯水。杨书记说:“农村士地量化问题,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,再捂也捂不住了。”

所谓士地量化,这是中央新的政策,就是把村里的可耕之地,按人头量化下去,然后平均分下去。不再像过去那样把士地集中起来,由村委会承包出去。过去乡里的三提五统等费用,一律不收,只收点农业税,后来农业税也全部减免。这意味着农民白种地,意味着农民享受到了保险。一个三口之家的农民,如果分得十亩地,自己不耕种,出外打工,他就可以把这十亩地包给别人耕种,可获得每亩200——300的租金。十亩就是2000元租金。这样足够一个农民三口之家柴米油盐的开销了。因此,深得农民的欢迎。但这项政策,执行起来,却异常艰难。其复杂程度不亚于一场革命,一场暴风骤雨的冲击。不是三五句话就能说清楚的。

杨书记问荣县长:“中央这项政策已经公布三年了,咱们蒲柳县为什么落实不下去,还怪农民上访吗?”

荣县长叹了口气,不知如何解释。心中暗想,一个城市工人出身的孩子,除了读几本书外,明白什么?连农村水稻是怎么长的都不知道,还能把农村这套事管明白?于是,荣县长说:“说来话长了,咱县县情同别的县还不一样,咱们搞了士地股份制。当时还以为是化解农村债务的好办法呢。士地股份制,当时是除给农民口粮田之外,其余士地都承包给了大户。这些大户都是有合同的,法律生效的。当时中央说士地承包政策三十年不变,咱们县有的村就包出了三十年,可是不到三年,这政策又变了。让基层工作的干部怎样取信于民呢?老百姓说共产党像太阳,照到哪里哪里亮,共产党的政策像月亮,初一十五不一样。”

杨书记对荣县长的解释甚为不满,一个县级领导干部,理论认识水平竟低到这种程度,对中央的政策都不理解,他的县长怎么当的呢?但杨书记表面上没流露出来,又不动声色地问:“这项政策执行起来究竟难在哪里,有没有最好的解决办法?”

荣县长以为杨书记在向他了解情况,脸上浮现出一丝得意的神情。他想杨书记毕竟资历浅,不谙世事,像士地量化这样的大事,是轻易动的吗?真是不知深浅。荣县长就耐心解释说:“这件事是扯耳腮动、牵一发而动全身啊。几十年积累的矛盾,到今天来解决,能幻想一个早晨就解决吗?还得有个过程,慢慢来。”

荣县长想起了农经局调查的十二条难点,现在自然成了荣县长自己的观点,他想:向杨光介绍了一定会吓他一跳,难难这个不知深浅的书记。他把语调放慢,介绍说:”农村矛盾盘根错节,根深蒂固,错综复杂,在士地量化上,根据我的调查和研究主要有十二个焦点问题,难以解决。一是一般种地户与种田承包大户之间的矛盾。一般种地户要求士地平分,把承包大户的承包田分掉。而种田承包大户是与村委会签订了承包合同,合理合法,合同没到期,怎么废止合同?就是废止合同,把承包田赎回来,这笔钱谁拿?让一般种田户拿,种田户说承包款你们村委会花光了,怎么又找才老百姓要,而村委会呢!早已用这笔款偿还外债了。这样的连环扣怎么解!再有,承包大户承包款的利息谁拿,给多少?承包大户的损失,如打井,平整士地等的投入,赔不赔?如果承包大户坚持按合同办事,又怎么办?

第二点,欠款户与不欠款户之间的矛盾。有的欠款户欠村里几十元,几百元,甚至十几万元。这次都要求也同样平分士地。不欠款户想我们二十多年,年年向村里交提留款,欠款户不交。这次他们想平分士地就得把欠款交上来,不然别分地。而欠款户都无力偿还?这地给与不给?如果给,世界上还有公平合理吗?群众能服气吗?

第三点,种地户和无地户之间的矛盾。无地户一般在外做生意,甚至搬迁到了外地,有的老人投靠了城里的子女。这次听说分地,也都要求分地,可他们从来未交过人头费,对村里一点贡献也没有。如果把地白分给他们,原来村里的坐地户能服气吗?

第四点,种地户和栽树户之间的矛盾。栽树户过去也是按政策植树造林的,这次听说要重新分地,栽树的地不要了,要按人口重新分水田。林地不要了,但村里如果拔树的话,得赔偿损失,村里拿得起吗?

第五点,种地户和蔬菜户之间的矛盾,蔬菜大棚户是当时响应号召,按政策搞产业化调整,优惠给群众。现在听说平均分地,种菜户要求除得到蔬菜大棚外,别外再平分给他们应得的士地。

第六点,种地户与占集体便宜,多种地户之间的矛盾。占集体便宜的一般是宽肩膀,大社员,或者是村干部亲戚等,这么多年,有的多种十亩,二十亩,甚至更多一点的,不交一分钱承包款和提留款。这次重新分地,种地户要求这些人把这么多年占便宜的那笔款交上来,否则就不分他们地。

第七点,种地户和开荒地户之间的矛盾。开荒地户或在荒山野地,或在薄碱沙砾的贫脊之地,或把河滩坑口之处开发出来,投入了大量的财力、物力。这次重新分地,收不收回来?如果收回来,给多少赔偿?收回来,开荒地户不同意,不收回来,种地户不同意。

第八点,种地户和以地顶债户之间的矛盾。以地顶债户一般也是勤劳先富的农民,辛辛苦苦积攒几个钱。当村里需要的时候,就把这些钱抬给了村里。当然,这些户中也有干部,教师或其他生意人等。但现在村里不说利息,连本金都拿不回来了,只好以地顶债。比如欠张老三一万元,用十亩地去顶,一亩地一年一百元,十亩一千元。那么十年就是一万元。那么,张老三就签十年合同。同样欠李老四二万元,也用十亩地去顶。那就同李老四签订二十年合同。村里的外债,一般都是这样收回来的,外债村里照样欠着,这些户能服气吗?

第九点,种水田户与种旱田户之间的矛盾。过去一直种旱田的户,收益少,花费的人力却不少。这次要求平均分水田。而长期种水田的户却不同意。你想分我水田,我有投入,你拿钱来。而旱田户却不拿钱,还要种水田。

第十点,组与组之间的矛盾。这个组可能每人分三亩地,而另一组可能每人分五亩地。还有由于修公路,高速公路,铁路等原因。这一组得了补偿款,而另一组没有得到,就要求均分。

第十一点是种地户与特困户之间的矛盾。痴呆傻,瞎瘸残疾人等,让他们去敬老院,他们不去,自己有家产,却让村里照顾,白种地,许多群众不满。

第十二点,就是承包路边沟道,荒滩的植树造林户与种地户之间的矛盾。植树必然影响地里庄稼的生长,砍掉又要赔偿。凡此种种矛盾造成农民之间的相互不合,各说各的道理,怎么摆布都不公平,什么动机的人都有,种地户上访,承包大户也上访。但打的一律都是一个旗号,告村干部为政不廉,要求查处造成村里形成外债的原因。要求查处承包士地的钱哪里去了。要求落实中央的士地政策。再看那些上访告状的领头人,却是些什么人呢?村棍,村霸,下台干部,想当村干部的个别人,还有什么赤脚医生,退下去的民办教师,开商店做小生意的个体户,总之,都是有点头脑,有点文化的人,比一般农民强的那些人。

荣县长一边汇报,一边察看杨书记的脸色,他见杨书听得很认真,那灵活的大眼睛扑闪扑闪的直转。荣县长摸不清杨书记是怎么想的,他想自己汇报得这么细,问题摸得这么准,杨书记一定是很欣赏的。他以为他汇报的这十二条一定能把杨书记吓住,但他又感到杨书记好像对这些都了解,似乎杨书记来考问自己,经过这一时期的接触,荣县长惊奇地发现,这个比自己年轻得多的书记,外表看,态度温和,待人热情,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头脑,有思想,有主见的人。无论是研究经济工作还是研究干部工作,荣县长提出的问题均被杨书记否定了,并且说的头头是道、不无道理。荣县长开始由不服气变得服气,现在由服气变得有几分惧怕杨书记了。

听完荣县长的汇报,杨书记冷笑了一下,反问道:“你说了这么多矛盾和问题,那你说怎么办?”

荣县长说:“我的意见是小动大不动,分步实施,保持稳定。还是那句老话:自己梦自己圆。层层建立责任制,哪一级出问题,哪一级负责。乡里的问题乡里管,村里的问题村里解决。解铃还需系铃人,这些矛盾只能在村乡内部解决,别人插不上手的。”

杨书记又追问了一句:“这就是你的办法啦。”

荣县长无奈的回答:“目前还没有别的办法,关键是提高乡村两级干部的责任心,提高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。靠几位县长,几位书记,能解决几个问题。而且最后解决问题的,还得是乡村两级干部,别人都是看画。”

杨书记目不转睛地盯着荣县长的脸看了好一阵子,像是在回味荣县长方才的讲话,又像是在思考什么。杨书记从荣县长的眼神中,看出了这个中年人看似精明强干,夸夸其谈,实则胸中无数,缺智少谋,是一个中看不中用,只能维持现状,甚至连现状都无法维持的庸人。这样的人把持重要的岗位,岂不耽误党的事业?杨书记想,可能这是最后一次同荣县长谈话了。他已经暗下决心,到了必须换县长的时候了。

事隔不久,市委主管干部的李副书记驱车来到蒲柳县,代表市委宣布了人事变动情况:县长荣平因工作需调离蒲柳县,到市农业局任付局长(正局级),县委主管干部工作的副书记孟明平调到平安区任副书记,常务副县长郝江调到县人大当主任。同时从市里机关党委调来一位主管干部的副书记任县委副书记,从市里贸易投资公司调来一位副经理任常务副县长。而县长人选,则是原来主管过工业和农业的副县长洪图担任。这样,执掌蒲柳县实权的书记,付书记,县长,副县长,全部由新一代的领导人担任了。

荣县长心情很懊恼,心情也坏到了极点。当他听到市委李副书记宣布了自己不再是蒲柳县县长时,头脑中“轰”的一声,一座安稳的大厦在心中倒塌了。以后,书记再说些什么,他就都不知道了。

第二天,他就没有上班的力气了。当初,县委于书记调走后,他没有顺理成章地接任书记,心中就大为不平,觉得是“上边”设人,组织上没有公正的对待自己。不料不但县委书记没当上,反而连县长都没保住。他现在感觉屈辱,感觉政治险恶,感觉自己是政治牺牲品。这让他心里非常难过。如果按照从前的晋升速度,每隔三五年,晋升一级,他可以毫无费力地晋升到县委书记、付市长的位置。可是到了县长这一坎,怎么就卡住了呢?他眼睛瞪着房顶,苦思冥想:自己当副市长的舅舅已经退下去了,没有靠山了。就是有靠山,也不可能永远靠下去啊,自己总得有扔掉拐杖、独立生存的能力啊!因此,荣县长早就练就了一套处理上级关糸的秘诀。从前与刁部长,田书记,于书记的关系处理得多好啊!温和,顺从,逆来顺受,怎么到杨书记这里就不行了呢?杨书记究竟是喜欢什么性格的人呢?

荣县长回忆同杨书记的交往,只有一次,可能伤害了杨书记,那就是在用郑静当组织部长,宋主任当统战部长,高山当协调局长时,自己提了点意见,说前任县委书记都没用他们,可见这些干部有缺点,现在启用他们是不是应该考虑考虑?难道这一点没同书记保持一致吗?杨书记就想换掉自己?别的方面哪件事都是依从杨书记的,怎么给自己换掉了呢?荣县长就觉得这位杨书记心地阳险,为人处世狠毒,不讲情面,唯我独尊。荣县长想不通,就想同杨书记谈一谈,究竟什么原因自己丢掉了县长。

一日,荣县长来到了书记室,杨书记依然那样热情,依然温和地笑。荣县长心情沉重,说:“我是政治牺牲品啊!”杨书记知道他心情不好,说点牢骚话,不必当真,就劝说道:“老荣啊,你四十刚过几年,就当了县长,组织上可没亏待你啊,这次是干部变流,你也知道,加大干部交流力度,主要领导异易地做官,这是我们党成功的干部政策啊,咱得正确对待,再说,在仕途上谁也不会永远一帆风顺,总得有点挫折,这才有利于干部的成长,我就有思想谁备,我这个县委书记当不好,我还回市里机关当处长、付局长去,不给组织找麻烦,让比我有能力的人去干。”

杨书记说完,心想,自己什么水平、能力不知道?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。杨书记说最后那几句话时,其实就是说给荣县长听的。荣县长听说是干部交流、心中稍安了些,也感觉到杨书记最后那几句话听来不顺耳,就觉得话不投机、没趣了。后来亲朋好友、基层干部送荣县长时,荣县长就以“干部交流,易地做官”为由,为自己的调动做出了合理的解释。

这天,高山想向县委杨书记汇报工作,当他踏雪走进县委大院时,一眼就发现了在一大片上访的人群中,有几位熟悉的人影,其中领头的正是他熟知的大肥子。

大肥子正在组织群众围攻吴主任,高山心里吃了一惊。大肥子所在村的村会计是高山的同学何安。支部书记也是高山熟悉的常书记。常书记在全县最先搞起的西红柿大棚,最后连片生产达500亩,远销俄罗斯,西红柿产业带动了该村的经济发展。许多农民富了起来,怎么还有告状的呢?

大肥子也发现了高山,但装做没看见,扭头走到一边去了。高山知道大肥子的底细,在村里是个棍,说话说上句,村干部惧怕他三分。群众反应,大肥子还多种村里十多亩地呢,连开荒地共三十多亩地白种,这样的人也组织群众告状,图什么呢?据说大肥子有意竞争村主任,非把村干部搞臭不可。

高山想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,没必要让这么多群众参与上访。高山觉得有责任把他们劝回去,这样劳民伤财对谁都不好。他就喊了一声大肥子的学名。

大肥子看见了高山,不得已走过来,气恼地说:“我又来告状了,我们村的问题已经告了二年了,就是不给解决。这是什么政府?你们官护官,吏护吏,还让我们老百姓活不?”大肥子边说边招呼大老李,三民子,小秀,张聋子几个过来,大家一齐来到高山办公室。高山热情招呼他们坐下来,要给他们倒水,他们不让倒,高山又拿出烟,让他们抽,只有大肥子和张聋子接了,其余几个说不会抽。

高山问:“你们告什么?村里出了什么问题。”大肥子说:“我们屁大的小村,外债高达五百万,老百姓听了心寒。怎么拉下外债的,我们要清楚。另外全村承包费每年三十多万,这钱怎么花的,花到哪里去了?村干部腐败,往兜里搂钱随便,县委管不管?”

大老李接着说:“村干部搂不搂,他们自己知道,吃喝嫖赌,他们占全了。他们经常下饭店,哪来那么多钱?这些事我们不管,谁有能耐谁干,谁当村干部都一样,上来都是带爪篱来的,就是搂。我们小老百姓就想种地,现在中央要求把地分给农民,他们为什么不分?村里拉多少饥荒,跟我们农民有什么关系?村干部拉的,就由村干部去还。村干部还不起,就由乡政府去还。这笔账怎能算到我们小老百姓头上呢?我们就要求分地,我们种地过日子。”

这时,该乡党委书记纪然走了进来,跟在后面的,正是高山的同学,该村的村会计何安,纪书记走过来同高山握手,说:“给局长找麻烦了。”回头冲着这几个人说:“你们找局长有什么用,问题还不是乡里解决吗?走,都回乡里去,我同你们对话。”

大肥子说:“找你多少回了,什么事也不顶,我们就要求查账,分地,乡里解决不了,我们到县里,县里解决不了,我们到市里、省里,如果再不解决,我们就到中央去告。”

何安冲着高山笑笑。算是打了招呼,就对几位群众说:“你们告谁都没关系,告我也没关系,我能干就干几天,不能干就轻轻一撂,也不耽误我种地养牛。不过我是群众选举的,不查出问题我是不会撒手不干的。我劝你们把话说在明处,账是要查的,地是要分的,账查出问题怎么办?查不出问题怎么办?咱们别老到县里闹,给县里领导找麻烦,那不顶用。”

大肥子生气地一挥手:“走”。这几个群众又跟着大肥子向县委大院走去。

乡党委书记一边走一边跟大肥子说小话。高山欲留住何安,想把事情问个明白。何安说:“今天没工夫,县委那院还有一大帮群众呢,明天我找你去。”

后来,乡党委纪书记也不知用什么方法把上访的群众哄了回去。第二天,何安果然来到了高山的办公室。何安说:“都是大肥子组织的,参加上访的群众每人交五元钱,做为租车的路费,还计划上北京呢。”

高山责备说:“不怪群众上访,你们村怎么欠下那么多的外债呢?是不是都让村干部吃喝贪占了。我记得九0年、九一年时,你们村是先进党支部,我还给你们村书记平利写过总结材料呢!你们现在的常书记也干得不错,带头搞农业结构调整,带领群众发展棚菜生产,我也总结过材料,怎么说变就变得这么快呢?干群对立,搞到这样紧张,这是什么原因?再说,你们为什么不按中央的政策办,给群众分地呢?”

何安叹道:“老同学你有所不知,你虽然在县委、县政府工作,经常下乡调研,但农村的情况,你还是只知皮毛,实质的东西别人不会给你说的。就说你树立的那个平书记吧,外债正是从他那时开始欠下的。当时上级号召大办集体企业,乡乡点火,村村冒烟。谁能把村办企业办起来,谁就是好书记。平利书记是多年的村干部,自然响应党的号召,平书记的能量也的确很大,从九零年到九二年,先后办起了啤酒厂,铸钢厂,压垫厂,水泥厂,四个工厂,当时这些企业确实赚了钱,而且越办越大,不断扩大规模,向银行贷款也随便,到老百姓那里抬钱也都给抬。平书记以0.1度的近视眼为村里集体经济办了这么多的好事,自然成为各村学习的典型.。“0.1之歌”的电视片我们都看了,可是好景不长。93年治理通货膨胀,紧接着就是通货紧缩,把这四个工厂全部陷了进去,这一水子村里就扔进了二百多万。你想想,一个农民出身的基层干部能有多少本事涉足工业?缺乏技术人员,工作方法不当,管理不到位,银行抽回资金,抬款的群众往回要钱,什么样的企业能经受得住?再加上浪费,至于有没有腐败,平书记往没往兜里搂钱,谁知道?只有天知道,什么样的人去查,什么样的机关去查,也查不明白啊!基层干部说:谁响应党的号召谁吃亏,而没有办工厂的村呢,反而没有外债.。后来平书记一股火得病去世了。还不到五十岁,你说他是好干部?还是坏干部?怎样评价?如果说这些钱他都搂回家了,可是他到死时还是三间平房,只不过是那房子比老百姓盖的好些,儿子也没有出息,还是农民。平书记最伤心的是他得病时,有一天早晨他推开门出去,不知什么人在他家门口摆了一对花圈,当时平书记的病就严重了,不久就死了。”

高山听了大为惊叹,当初发展集体经济,大办企业也是高山极力主张的,甚至平书记的积极性就是高山给调动起来的,想不到竟然给平书记推上了断头台。现在回过头来,反思这段历史,正如基层干部所说的,跟党走不能跟得太近,要有一段距离。否则就有可能成为牺牲品。高山又问:“现在的常书记怎么样?不是干得不错吗?”

何安皱了一下眉头,一脸苦相,又叹道:“也作蜡了。作蜡还是作在跟党走跟得太近。乡党委说你们先进党支部要保住,经济一紧缩,村办工业不行了,欠银行信用社的贷款可以不还,那是国家的,说不定啥时免了呢,因此等于不欠。你们还得带领群众发展经济,要寻找新的突破口。就定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上。发展蔬菜大棚吧!这是一条新路子。常书记一计算,每年村里的士地承包费能收上来三十多万,取之于民,用之于民吧!用这笔钱发展蔬菜大棚,可是老百姓谁家也不干,村里就鼓励老百姓搞大棚,不但士地白种,架条、塑料也一律由村里供应。没想到的是九五年发了一场大水,省水利局那帮王八蛋不会调度,人为把蒲柳县士地淹了一大半,我们村全部绝收,老百姓告水利局无人受理,这样老百姓的几十万承包款收不上来了,发展蔬菜大棚的几十万也搭进去了。第二年,生产自救,村里又抬钱搞大棚,群众赚钱了,终于认识了,这样就形成了现在生产的好形势。当时乡党委说你们蔬菜大棚搞的有规模,特产税这一块可以给村里弥补你们的投入。我们村里投入了,可是特产税后来取消了。这样,村里就又上了一当。可是自从那以后,群众的承包费再也不交村里了。说什么呢?办企业,富了几个人,搞大棚,富了少数人,普通老百姓仍然穷。但是乡里的三提五统得交,每年二十多万,没有钱怎么办?党委书记说,我不管你钱怎么来的,你就是抬钱、抢钱,也要交给乡里,不然,我乡里怎么活?没办法,常书记只好抬钱,二分利息,一年光利息钱就五、六万,旧债未还,又抬新债。这样,村里外债就达到了五百万,老百姓欠村里的也二百多万。怎样推平债务?后来县里推广士地股分制,把士地从农民手里抽出来,或承包给大户,或以地顶债。这样,一下子顶了四百多万外债。现在又不行了,说这个办法违反中央政策。还得把士地量化给农民。外债就是这样形成的。假如当初村里不搞扶持蔬菜大棚,假如没有九五年人为的大水,假如乡里的三提五统少要一点,不是年年加码,能有这些外债吗?至于你说有没有腐败,谁能说得清?咱吃喝招待,请蔬菜技术员,组织党员和大户外出参观学习,什么不是费用。当然,村干部吃喝贪占,花公家钱办个人事也免不了,但谁能说明白,能查清楚吗?现在好了,村里连屌蛋都没有了,村干部由乡里支付工资。干部说,这回用不着跟党走了,跟市场走就行了。党是妈妈钱是爹,现在不找妈了,都找爹。谁给钱谁就是爹。”

何安说到这里又能问:“什么是党?中央是党,省委,市委,县委,乡党委,是不是党?他们的话听不听?听错了谁负责?中央的政策不断变,又谁负责?难道把错都推给基层干部?”

何安叙述完村里的事,又担心地说:“我看县委、县政府也难整平这件事,这上访的象赶大集的一样,农闲时就遛遛达达来弹弄弹弄,也够新来的县委杨书记招架的,他那么年轻有经验吗?”

高山说:“县委杨书记决心非常大。他说,士地量化这项工作不管困难多大,阻力多大,搞也得搞,不搞也得搞,必须坚定不移地搞到底。还老百姓一个明白。县委必须同中央保持一致,屁股坐在大多数的基本群众一边。这样你回去就替我搞个调查,想点办法,像你们这样的村怎么搞才是比较稳妥的办法。”

何安说:“那行,今后有些地方还得老同学支持呢,不管怎样,你在县里是局长,老同学还有借光的地方呢。”

何安走后,高山决定在向杨书记汇报工作的同时,把这件事也汇报一下,并提出自己的看法。

     (待续)
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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